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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化与地方治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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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演化与地方治道改革

2003年8月21日

报告部分报告人:新望,中国改革杂志社执行主编

张家港是整个苏南模式发展的旗帜与结晶体,12bet,的优点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暴露出来的缺点也是最透彻。如58年的大越进中出现的虚报、空报、夸大等现象,它其实是由于过度的政府权力所造成的。张家港市有一位市长秦振华,民众称其为“秦始皇”,后来人们拍了一部记录片《张家港人》,采访这位在苏南模式成长下的市长时,问及它对苏南模式以及自己的对民众言论的看法,他的回答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而后当地的报纸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12bet,声称“秦始皇”有好有坏,而我们的社会主义需要像秦振华这样的“秦始皇”。在当时的苏南模式大红大紫的情况下,人们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一切都掌握在政府和基层干部手里。对于一些批评苏南模式的学者,甚至进行威胁。苏南模式的主角是政府和基层干部,在县、镇中主角一般是军人和乡村教师,这些人一般政治思想坚定,12博网址,对苏南模式的旗帜认可非常之高,做事也非常过激。

十五大前后,出现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谁高谁低的争论。2000年在常州召开了一次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主题的讨论会,江苏人极度的抵制对苏南模式进行讨论,而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进行肯定,否定了苏南模式的一些做法。

在讨论苏南模式时,与会者对苏南进行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定位,称其为江南金三角。整个江苏分为苏南、苏中、苏北。后来政府为了整个江苏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对不同政策分析化的区别,就只分为了苏南和苏北。把苏中的镇江和南京划到了苏南。自此苏南就包括5个地级市和它所下辖的城镇。苏北经济发展基本上和中西部差不多。苏南和苏南模式是两个概念。广义的苏南模式包括:苏中、浙北(杭州、嘉兴、湖州、萧山、绍兴、宁波),它们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和苏南模式一样,整个常州到杭州到上海在地图上是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之势。

从芜湖到南京顺江而下,长江南北走向,属“会昌”(同属苏、浙、沪)的势力最大,它的地理位置是北面是潮州的毛山,南为杭州的天目山,东是长江三角洲,西面是太湖平原,可以称为江南小三角。它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地方,它的百姓观念和经济发展模式和江苏、浙江、上海很有相通性。它的发展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历史上最发达的农耕区。它的小城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社会的关系,县城中很多关系都是靠人缘关系来维系的,而且还保留着农业文明时代的痕迹。

2. 人口稠密。在太平天国期间,这一块是最大受灾区,就出现了富人走,穷人进。在民间有一个说法是穷奔沙滩(长江边、钱塘江边),富奔城。由于资源有限,人口压力大,在当时这里的竞争关系开始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淡化。

3. 水陆交通非常的发达。它是属于平原地区,修路成本较低,陆路交通也很方便。而且这里的交通主要是靠水路交通,而河路运输成本是极低的。乡镇企业中由于交通成本低,而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都变低。比如运输钢材,在江苏的一个起点比大邱庄低的小钢厂,由于是水路运输成本低,对道路的破坏低,对于整个企业的成本就低了很多,而钢厂存活。而天津的大邱庄由于运输时对道路破坏太大,维护成本太高,导致整个企业倒闭。它们基本上是码头就是市场,市场后面就是加工场。很多专业化的市场都集中在这一段,所以此地的交易也相当的频繁,最近的市场给企业带来了最好的便利。

浙江人是生意场上的高手(温州、12bet宁州、潮州人被称之为“商包”)。而江苏人主要是靠办实业。江苏人组织能力强,由于这边手工业历来发达,比如木匠、石匠等男人,后来就发展成村干部,而后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手工业。这是他们办实业的天然的条件。而他们江苏人的传统也造就是他们办实业的条件,它们做东西精,手工艺好。而浙江人营销做得好,他能在全国全世界建立一个发达的营销网络。这样就形成了两地互补的形势。江苏人生产的东西经过浙江人的包装,而后出售。

江苏自古以来手工业发达,而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发展工业的基础,再加上水利交通的发达,使得整个江苏工业发展活跃。江苏的水利四通八达,它拥有两条水系(太湖水系和长江水系)。太湖水系一般人工痕迹多,它的水系是呈放射状的。古代苏州府就意识到水利的重要性,基本上每一个到此官员都会大修水库及水利设施。而长江水系则是井状的。因为这边水运发达所以自古这一带的地名多是以码头,桥来命名。对于房屋与水的概念民间有一句俗语称“河街相邻,水路平行”。

古代“吴”是苏南模式文化核心。这一带的人有四个词可以形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这里的人认为生活的本质意义在于干活。这里的田野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人们俗称每天的工作叫做生活),体现了人们认真、负责、敬业的精神。精巧:人们都有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精神,会算计市场(这种算计,不是强夺,而是为了剩余价值,去不断的思索,不断的进步,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具有市场的竞争观念。从而促使人们不断的去把产品做得更好,更精。阴柔:苏南人强调以柔刻刚,强调“小”字,(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小巧灵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利益来累计资本。苏南人喜欢一种偏于平静和舒适的生活。所以古代江南是没有农民起义的。

浙江人比江苏人要刚烈一些,而温州人比江南三角的都要刚烈。相比之下,江苏喜欢过一种比较安定的生活,喜欢在家,不愿意在外面到处跑,而浙江人喜欢到处跑,到处国内国外的做生意。现在有句话叫做“无温不成镇”,在全国各地只要温州人到哪里,哪里的消费者就可以得到实惠,哪里的市场马上就会出现竞争。温州人的精明与仔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比的。比如攀登珠峰的营房后勤工作全部都是温人做的。新疆的各大市场基本上是浙江人掌握市场。

自古江南都是很富足的,有天下粮仓之称,钱庄也很多。所以这里是统治者统治最深,制度最严,税赋最多的地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后,乡试的取消把整个民间组织也打破了,但解放后共产党的人民公社化什么都一步到位,组织程度很高,在这样情况下体现的是高度计划经济、高度人民公社化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自下而上的诱制性,是计划经济的精典性地点。而浙江文化深深根值于历史文化。

中国古代江南分为“吴”和“越”。中原文化的后代建立“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之正宗,“吴”的国都先后是现在的苏州和南京。而“越”则建都在现浙江绍兴。“吴”人始终认为“越”人是野蛮人。在吴、越时这两个地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个不同的国家。(古时认为南方人是比北方要低等一些,而吴人认为自己是“北方人”,而越人是“南方人”。)当时的“吴”人对中国的皇权专治文化认可度很高,而“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现在可以看出越往南方对于皇权权利专治文化的认可度越低。(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实施,而且发展最快的是广东。这一地方的人本身思想就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与约束。它的离心率比较高。)

苏南模式最核心的两个特点和经验是:

1.小城镇建设;

2.乡镇集体企业。

江苏省现在任命的党委书记回良玉,对于苏南模式是默视与否认的态度。从他行动可以看出他更偏向温州模式。到任后的两个会议主题(2001年:江苏省城市建设会议;2002年: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会议)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苏南小城镇建设应该抛开。苏南小城镇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现在再大力发展小城镇,对于资源的浪费太大。搞农村城市化无论如何发展,都显得太分散,建立城市的好处就在于能形成一种规模经济。而建立一个城镇,无论其规模大小,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是必备的,比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各种管道设施、对于城镇环境的维护等等。只有具备了各方发展条件,比如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大量的工厂以及活跃的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带动城镇发展步伐,决不能盲目的推崇发展小城镇建设。比如江苏有一个镇,由于一个车管所的出现,使这个城镇马上壮大。而当这个车管所迁离此镇时,这个小城镇也跟着消失,只剩下一个空城。

苏南发展小城镇具有一定的样板性。由小镇变成中镇然后是城镇、小城市、大城市:房子由小木屋变成了钢筋水泥交筑的高楼大厦;水路上的交通由以前的木篷船变成了机动船;路上的交通由以步行为半径、自行车为半径变成了以汽车为半径,这些都成了城市发展的要素,以前的一切都在消失,现在的一切又都在兴旺。经济的发展使得城镇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外资的引进也改变了城镇的命运。比如以前的小苏州市比下属任何一个小县城还要小,但是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而对整个城市进行逐渐地扩大。92年以后,由于外资侵入,外资大力发展开发区,整个城市经济马上活跃起来了,大大超过下属县级市的经济发展,其中新加坡科技园区和高科技科技园就是典型例子。现在又有已经出现了大都市圈,以地铁、城铁、高速公路为基本要素。

乡镇集体企业的本质是企业是集体所有,他们的形势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在乡镇集体企业中基层干部侵犯人权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苏南社会主义是非常肤浅的。在民众中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更是与社会背道而驰的,已经扭曲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他们普遍的认为入党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官,当官之后就可以收到贿赂,他们是以追求和获得利益为入党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容许的,可就是这种现象在苏南却得了普及与认可“入党就是为了赚钱”。在这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民间的制度化了。比如苏南某镇镇长从他上任后的第一天开始记载他所收受的贿赂的流水账。他并没有直接的进行贪污和收受钱财,而是通过人情化的(如一年办几次喜事,还有生日,生病住院等)方法来收受礼物,使自己在任期间每年收入达到100万元。而当他升任镇党委书记时,他就要求自己的利润率提高50%,他手中的权利就变成了利润,因为谁对他不真诚,他有权提升和辞掉某个人。还有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的退休待遇也是极不平等的。是党员的60岁以后就可得退休金而且每月免费送一灌液化器,而非党员要到65岁后才能退休,不但没有液化器而且退休金也少拿。他们认为这样是公平的,因为党员在年轻的时候努力表现了才能入党,而非党员没有好好表现,待遇低一等是应该的。

苏南党员对三个代表的理解是:办成了企业购进了先进设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工厂办起来了就形成了工厂文化这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给国家纳税多就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他们所认为的是村上、镇上如果党员不是富人,那么党的威信何在,又如何谈及起到带头模范作用。所以他们眼中党员干部一定要是带头致富、带头办企业的人。做为党员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是富人。用民众的俗语说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谁富”。

浙江省政府黑社会化极严重,出现了陈阿泰对干部恶势力的挑战,政府不进行民主选举制,而群众只能以恶制恶的方法来惩治那些领导。这是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

浙江省经济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1、民营化;2、专业化市场化;3、小资本大机制(小商品大市场)。分为三个时代90年代以前是温州时代(属浙南);92年至98年是浙中经济轮起时代(苏南和温州模式北上);98到现在经济基本一体化(温州模式的升级与延伸、拓展)。

无论江苏如何把好江苏的南大门吴江,也无法抵制浙江资本进入顺德镇(号称中华第一镇)。然后温州模式也迅速的扩散,首先是金华,然后是奉化。同时嘉兴也提出要把它从苏南模式泥潭中拯救出来,向温州模式靠拢,泰昌也要摆脱苏南模式。同时浙江省义乌市慢慢成为中国商人的“延安”聚集地。

最近几年,浙江省的人均指标都超过了江苏省,究其根源总结有以下几个特点:

浙江民营经济已经走向集团化、国际化,出现了许多竞争力极强的小巨人企业。浙江的企业是小而精,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在全国覆盖率很高。

1. 商会和学会等社会民间组织、市场分会组织的发展很快,而且效果很好。它们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政府的影响力。温州的商会人士是温州社会的主流。(比如与印尼发生的打火机、与土耳其发生的眼镜关司都是商会出钱以每小时200美金的价格请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最好的经济学家给的打关司。)在国际上温州商会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2. 浙江省的市场配置发展规范,各企业积极争取创立品牌化。浙江商人的信用相当高,中国名牌浙江比江苏要多很多,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创名牌,给评为名牌产品的企业发放奖金200万元还有奖励土地等,提高企业积极性。企业股份化使企业正式化,股东间的权责制相当明晰。企业诚信纳税的积极性很高。在浙江很少有企业逃税漏税现象。

3. 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开化,公共事业民营化,使城市化获得新的动力,竞争力也大大提高。(比如自来水、电力、燃气的供应都开始向民营化发展。)

4. 集群经济成为主体。企业搞联盟经济增强了在大市场下的竞争力。也增强了整个浙江省经济的竞争力。

5. 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居全国最高。浙江每年有300多万人在国内外做生意,每年有几十亿的收入汇入当地银行。当地人是相当富足的。

6. 事业单位比如医院、学校民营化。浙江是最早实现教师工资不托欠的省,民营企业的发展也给政府以及工作人员带来了许多便利,也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7. 以前的无能政府、无为政府正向有能政府、有为政府转化。

讨论部分

发言人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引进,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南方地区影响很大,同时它也打破了原有的苏南模式,而北方地区基本未受到影响。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尚未认真研究过全国地区发展差异之原因。就其发展慨况来看,可以发现中原文化束缚越薄弱的地方,资本主义文化越明显。东北地区是我国计划经济的大本营,至今还是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接缘点,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南方计划经济之外得到了突出发展,并已经完全取代了当初提出的计划经济。

东北有大量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技术设备更新换代问题,但由于企业规模大、负担重、要淘汰旧设备成本高,使得整个企业设备更新速度慢,跟不上现代化技术水平。但是技术作为一个国家产业化发展的最前沿,随着政府的一个计划就可以打破整个市场化需求的发展。中国南方地区的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进入完全自由化发展,大力发展小商品经济,紧跟市场需要的脚步对自身进行调节,更新一套新的设备,引进一种新的技术,企业就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时制。比如永康从一个小城市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而他最大的工厂也只有3000多人。义乌从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小城变成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地。政府职能也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南方的政府职能基本已经转化成为社会发展中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政府利义进入完全市场化政府。而北方是管制政府,(市场)没有完全自由化,还出现党政不分现象。

东北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快,主要是因为东北国有大型企业占去大半,而且大多是属于亏损状态,地方又都有是原则自守,对于国企新的所有权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是个难题。还有国资计划经济和政府管理机制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黑洞,在这种形势下员工的积极性,及创造财富的动力和欲望,都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员工的心理就是守住一个铁饭碗,每天上班只是为了拿到工资,对于企业的兴亡是持一种漠视态度,没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政府对企业控制太严,发展经济的大多要素都被政府及企业垄断,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使员工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把人的精神都给磨砺掉了,没有动力去创造去改变。

国内市场经济现在面临跨地区发展的不平等,跨跃国民待遇不平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就涉及到改制。在东北,现在民众本身的利益已经跟国有企业的利益不相一致了,而民众已经意识到要努力争取拿到属于自己利益,而取得自己的利益的方法,只有打着国有企业的幌子去向国家向政府要钱,来实现自己所要追求的利益。而现在到底谁有主动权去推动国内市场统一化,在跨地域、跨行政区域内这样的主动权不是在中央,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已经被利益驱动情况下的国有企业。换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来东北作为工业化基地,是国家的重点,而对南方地区的忽略,也许是造成南方快速发展的因素。对于东北经济问题,如果把民营经济发展经验搬到东北,对资源进行优化,是可以考虑的。

香港对整个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香港就像个太阳,他不但把资本主义辐射和传输到了中国大地,还带来了资本主义的优化资源、先进文化、思想、技术等。现在,南方的深圳依然呈现向香港继续靠拢的发展趋势,香港的国际立体化,带动着深圳快步走向国际化。对于一些反地区的发展因素干扰,也不能阻止深圳的发展,同时港澳珠这个大经济圈也不能被打破。其实,深圳的国际化就是国家制度的国际化。(包括人文主义、政治主义等等的国际化。)

上海一直是我国的工业中心,许多的龙头企业都落户于此,各种制造业相当的发达,还有先进的文化技术,这些都对苏、浙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由于苏、浙与上海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其历史上苏、浙、沪无论是在政治势力还是政治资源等方面都有很深的渊源。上海的政治力量很大,但上海的政府权力和资本市场是相联合的。这两个实际上是市场力量的导向,它起到的是推动作用,而不代表一种权力化的制度。

城市发展应该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这种力量无论是哪个地区应该是均等的。在前面谈到过在长邱江三角洲和苏南小城镇化建设已经是阻碍经济发展了,但是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全国),城镇化建设对中西部发展来说应该具有格外意义的。因为中西部地区在短时间内对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样一来可以建设一些小城镇,建立一个小城镇不一定要把人口流动作为城镇建设的最主要要素,应因地因发展而异。

苏南模式向浙江模式转化其实就是政府功能的转化。因为苏南模式下政府权力过度而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很多副作用。90年代由外资、民营几大力量打破了长江三角洲、太湖一带的原有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带领其走进新的工业化经济信息时代,(比如广东东莞的工业带就是在那时掘起的。)同时在这些外力的作用下苏南模式也在慢慢被淘汰。

江苏和浙江一带由于国有企业少,人们没有什么可依靠,所有的条件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激发了人的欲望,而不断的去求得发展。他们这种边缘地带所发出的力量是很大的,地方政府也极力推动搞市场力量化。比如地方政府建设高速公路体系。还有八五期间期间,国家对西南地区计划的项目很少,而地方政府就努力的争取希望多拉一个项目建设在地方,如铁路。这就是市场经济所促使的。当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人的求生本能,会让人抛弃所有顾忌(包括各种制度),去追求生存的资源,只有在生存资源满足时人们才会去寻求发展的资源。比如温州人们在山多钱少人稠、无资源的情况下,人只有走出那个狭小的生存空间才能生存下来,然后以到各地做苦工、劳力来积累资本,而后是在要生活的更好的欲望下去求得更好的发展、赚更多的钱。在一种地方风气中,在一些人的带动下,慢慢形成一个庞大的在外的商人群体。

发言人二

在整个浙江经济协会的势力非常大,温州商会势力尤其突出。因为整个社会人群追求利益的思想非常强烈,所以商会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参与渗透到政府决策里去,商会与政府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温州除商会之外,宗教教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教会在农民中影响很大,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社会组织的扩展,对温州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比政府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温州的民间社会组织还在狂长,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组织的正确引导可能就不会有温州的安定。

发言人三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苏南模式的价值观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而温州模式的价值观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另外,苏南产业分三条线运河产业线(加工、台商工业)、沪宁产业线(单纯的加工业)、沿江产业线(大出、大进、大存储量)。无论哪种经济发展模式,都应该根据各地的风土、民情、文化等不同的因素来定,不可能用固定的一个模式去框及不同的地方。需要思考的问题:1、温州的发展过程的特点。 2、我们国家的发展最典型的方式是对不同地方,不同的人文历史背景、生活特色的忽略。 3、我们要理解宏观背景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进入中国,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宏观政策对香港的负面影响。我们看到的温州模式对整个国家渗透性的影响,国家中央政府不能渗透和控制的地方,温州模式已经渗透进入。那为什么称之是边缘,因为它是与国家政策宏观背道的,因为它只能到那些地方去渗透。现在政府进行的治道改革,那为什么还称温州模式为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只能当尾巴,而不是核心?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核心,当江苏、浙江、广东这些作为尾巴都篷勃发展起来时,那为什么不能把核心发展起来呢?这一点跟我们国家宏观政策有关。浙江模式问题就是浙江农业基本不发展,现在农业基本消失,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国家的宏观政策。比如台湾和浙江差不多,但它的农业在国际上是相当发达的。台湾人说了,统一台湾的战略就在于台湾的农业农产品、农业高科技还有农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的研究;2、宗教在温州发展中的作用;3、苏南模式中的产业研究;4、如何把温州模式运用到东北改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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