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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和概念体系的差异与建构综合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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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和概念体系的差异与建构综合之矛盾

—–评李建德著《经济制度演进大纲》

 

               夏业良

 

李建德教授的代表作《经济制度演进大纲》是一部积其数十年功力、研究心得和心血的洋洋大作,12bet,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庞杂,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思考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虽然由于语言方面的限制,12bet,书中所涉及的大多数前沿文献是从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和资料中获得的。

我对李建德教授及其著作和研究方法的初步了解,是在200312月于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第3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当时我是制度经济学I分会场的指定评论人,当天一共安排了6篇论文,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MIT两位年青学者的两篇论文,剩下的4篇都是国内学者的论文,其中印象较为突出的就是李建德教授的演示,因为时间的关系,12博备用,的演示没有充分展开,但是给挤满会议室的听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我的初步印象是李建德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相当熟悉,后来又阅读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和哲学及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尤其是制度经济学领域九十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从大纲的提要中可以看出,李建德教授对未来社会的认知和制度构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当代发达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似乎在不远的未来就可以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他认为到那时知识成为最稀缺的要素,社会经济制度依此而设立,而划分的条件就是“资本要素的稀缺性进一步相对下降,物质生产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地位”,同时全球一、二次产业的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由于居民积累能力普遍上升,社会的养老保险与健康保险基金增长迅速,足以满足物质生产中对资本的需要,“这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拥有了资本所有权”。

以我们目前的认知能力,似乎很难想象一个“所有公民都拥有资本所有权”的社会,并且也不明白作者认定资本不再稀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作者还乐观地预言:在知识主义经济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稀缺已经处于次要地位,精神生产将成为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由于资本不再稀缺,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度即使存在,其社会经济意义也将微不足道。他断言未来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或一个阶级的社会,人们合作的基本形式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坦言“这样描述的知识主义社会与马克思预言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极为相似”。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建德教授的理想主义情结和浪漫情怀,但这多少有些“乌托邦”意味的臆想,因此或多或少地有失于经济理性,缺乏对未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之矛盾和复杂性的判断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最低预期。从他对“知识”力量的夸大和迷信程度以及在未来社会中资本的地位将被知识所替代的预言来看,我猜想他或多或少地受到前几年国内大肆炒作的“知识经济”社会概念的影响。

李建德教授在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的结构”(他强调该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宣称,“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只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理论指向当然符合我们当今社会既定意识形态的标准,但是多少有些偏离经济学科本身的学术发展趋势,从而具有更强的政治意味和较为武断的“主义(概念)先行”尺度。

但是作者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甚至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又想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与之融合,借用大量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进行阐释和对比,实际上是想完成“马克思主义新综合”或者把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整合再造的假想使命,并且认为必须首先“在制度经济学这个核心领域完成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作者沿用的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这里的“中学”并非真正特指中国本土的思想遗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的传统思维模式,实质上是试图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服力来补充、美化和修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破绽百出的旧衣钵。作者试图建构一个在概念、术语和形式上接近于主流经济学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而要坚持和应用的却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纲领,这样不免会出现逻辑上的内在矛盾,使得他对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一文的批评显得相当虚弱和乏力。

作为一本名为《经济制度演进大纲》的论著,作者对经济制度的定义及其引申阐述似乎过于简略和语焉不详。他把经济制度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可操作定义,认为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建设的理论,操作性较差,比如如何具体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否适合?具体的适合或不适合表现在哪些具体的方面?随之大胆地把“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可操作概念,定义为“经济制度”,这种简单的对应似乎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

在“制度的定义”一节中,作者认为:“制度是把个人组织成整体的共同信息”,并且说“这是在我之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没有能明确得到的结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和相关讨论,但是他当时可能还没有读到由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位德裔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合著的《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我认为该书中对制度的定义是较为合理与充分的,他们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效的。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带有惩罚的规则创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将人类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

而在李建德教授所给出的有关制度的完整定义(第142页)中,却没有涉及和强调“惩罚”或“秩序”的概念,这可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憾。在244245页,作者对布坎南的批评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发现这一批评存在着对布坎南的误读,因为个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具体规则的作用怎样影响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或价值”,原因在于个人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个人理性也是有限的。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许多完全不知道自己利益(比如宪法权利和与个人具体利益相关的诸多法律权利)的个人。作者得出的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是不可能贯彻始终的,哈耶克是如此,布坎南也只能如此” 的推论由此显得似乎过于轻率和武断。

企业组织是作者着力较多的方面之一,他在“业主企业的形成”一节中,认为前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产业主要是农业,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形成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则是非农产业,即手工业与商业。

对于这一认识我有些不赞同,大量的经济史资料表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和商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农业。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形成与发展更多地是因为手工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市场范围扩大又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工业化和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推进器,如果不把以机器设备发明和改进以及生产率成倍提高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进程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就很难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在310页谈到资本与剥削的关系时指出,“马克思强调,资本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人剥削人的关系。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由于其‘等价交换’的逻辑前提已经被调整,而且,资本是通过契约而实现的自愿合作关系,因此,不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似乎是在说,剥削关系仅存在于非自愿地缔结契约的情形。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观察到在许多自愿缔结契约的案例中,同样也可能存在着剥削关系,比如常见的雇工契约和中介盘剥现象等。

作者在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中,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这个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经济根源”。既然作者在定义中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如果认为“资本所有者在分割合作剩余时处于有利地位,是这个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经济根源”。那么是谁自愿或不自愿地缔结了合作的契约呢?如果认为这是不平等的关系(可能隐含着剥削的推论),是否有打算消灭这一剥削关系的隐含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希望由谁来提供这一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呢?

作者雄心勃勃欲图构建一个宏大繁杂的理论框架,并且试图对许多基础性的概念进行颠覆性的更新,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够从这些局部创新中看到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实质性内容,许多看似新鲜的提法只是对前人概念所进行的修辞上的转换和补充而已。

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每一个人在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已经受到相对制约,很少有人能够像经济科学肇始时期的亚当.斯密等人那样进行全方位的理论体系之构建,而更多地集中在具体分析方法和工具的革新方面。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近二十年来已经形成许多富有价值的概念、定义、研究案例和理论进展,很难设想有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予以全面的更新和综合,更难设想在此方面会获得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进展。

李建德教授的探索努力和勤奋精神值得欣赏和肯定,但是他给自己所赋予的艰巨任务,即试图在理论上予以突破的广泛领域和建构设想可能已经超出了他现有的理论积累和创新能力。作为一位六十多岁的理论工作者,李建德教授孜孜不倦的探索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对我这样比他年轻得多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他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谦逊好学的学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批评别人的著作总是相对容易,甚至有可能流于片面和求全责备,但我希望通过同行们不留情面的严肃批评,可能对作者今后的分析和研究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意见。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对李建德教授大作的评论只能集中于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批评,这并不表明我对这部著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我认为这部著作可能是近三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最富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从教学和研究的意义上说,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我将把它作为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所开设的“制度学说的发展”研讨课程的指定参考书。

 

                       200481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夏业良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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