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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的社会维度    
市场经济的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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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评论之二

 

 

 

市场经济的社会维度[1]

 

 

[德]胡贝尔图斯・米勒-格勒林

 

徐会玲 译  秋风 校

 

 

2003年10月・北京

 
 

[1] 原文标题为“The Social Dimension of Liberal Policy”。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Dr. Hubertus Müller-Groeling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并曾担任副所长。

 

12bet,自由主义被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就等于以个体、他的自由权利和他的责任为核心的政策。它强调市场经济框架中的效率、竞争和经济进步,而在12BetOnline,市场框架中,国家权力被限制在无可避免的最低程度。

这些12bet,自由主义政策提倡个人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责任,因而经常被批评为缺乏社会的维度。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将个人与社会、市场和道德规范,个人成就原则(achievement principle)和社会正义截然对立起来,对社会关怀冷漠无情。

只有那些把社会政策等同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士,才会得出自由主义“对社会冷漠”的错误认识。这些人士一直习惯于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社会政策的发展就等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张本身。

如果这些人士的意思是控诉自由主义者显然没有出现在为进一步扩张强制性的、集体性社会保障体系而斗争的街垒中,我们可以说那种指责没有错。然而,这样的指责实在是无的放矢。

 

自由主义政策内在地是社会性的

 

自由主义反对的正是这种强制性的保障体系、个人风险的社会化、利他主义的国家化(nationalisation of altruism)的扩张本身。它反对由一个无微不至的政府对公民进行监护,也批评源于一种应得权利心态(entitlement mentality)的发育而导致的公民行为能力的丧失。

不幸的是,人们经常忽略了,自由主义政策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模式,在这里,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在市场过程之外附加上去的,不单纯是对市场力量的矫正,也不是或多或少仅局限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内。

相反,自由主义政策所设想的是一种内在地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自由主义的原则从来就是社会的,不仅因为它提倡给予市民以自由,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以免受政府的监护和他人的歧视;还因为它主张要有符合法律的经济运行规则的存在,并以此为准让市民懂得哪些行为既是有利于个人也是有利于社会的。这种自由主义主张的社会准则说明,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承担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它也显示了这样一种“互利性影响”性质,“即人们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活动同时也会促进他人实现其目标。”(齐美尔[Simmel]

 

竞争与规则体系

 

上述互利性影响不仅由下面的事实予以保证:在市场经济内部的交换与合作有益于所有参与者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合作与交换,而且,作为自由主义政策之社会维度的基石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也规定着这些规则和最低限度的规范,它们确保了个人行为与公益(common good)的一致性[1]。这正是以沃尔特・奥伊根(Walter Eucken)和弗兰茨伯姆(Franz Böhm)为中心而形成的弗赖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2]无可辩驳的贡献所在,他们认识到了法律和市场准则对于市场过程的重要意义。他们搞清楚了经济和竞争性秩序的的功能,有关这些领域之法律是在政治过程中、由社会适时地制定出来。然而,要对像经济秩序这样的制度进行解释,需要传统作为某种“内衬”(lining[3]。市场的伦理规范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它们已由市场社会自身发育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逐渐演变成立法,而大部分则合乎市民社会的道德规范[4]

尽管人们都对道德的沦丧痛心不已,围绕有关经济与法律秩序的设计也争论不休,但市场是绝不能不受约束的。当然,市场也必须免受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度管制。在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政府主办的强制性保险市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类政府的干预和过度干预,并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僵化现象。但是,市场也应受到保护,避免出现卡特尔、垄断以及市场主宰,以保障其发挥其作为保障个人选择、反对歧视和――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约束权力的工具的功能。一般来讲,就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而言,开放的市场和国际性的竞争比国家的反垄断政策更为有效,尽管这样的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自由主义者必须承担其作为市场的保卫者的社会责任。

经济秩序和市场行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许可以用运动场上的例子给予最好的说明。尽管竞争者的行为和他们的求胜策略是重要的,但确保公平竞争和比赛成功进行下去的游戏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并且得到了切实执行,则每一位参赛者或每一个团队的行为,都会提高其他参赛者的成绩,从而保证比赛的成功举行。

在市场过程中,如同在运动场上一样,游戏规则不排斥比所要求的更加公平的行为,相反,经验说明,在竞争中,超出规则所要求的公平,对参赛者的声誉能够产生正面作用。这也许标志着竞争的道德准则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从长远来看,甚至将趋向于使竞争规则进行调整。

在市场经济中,情况非常类似:如果法律和经济秩序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则遵循公平竞争之法律的公民会就可以设想,他们的行为具有社会价值,即使他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较广的意义上讲),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作为自由主义政策之伦理和社会维度的基本内容,已经包含在影响着市民之行为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之中了[5]。不管是体育活动中的竞争,还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竞争,都要考察其规则和激励体系。这并不排除习惯和市民道德会对社会行为提出比那些秩序框架中的规则内在具有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伦理――更严格的要求。相反,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人们对社会行为的期望值也会随着其他的要求不断提高。当然,自由主义政策也注意到,有责任心的个体正积极地、自愿地参与到市民社会的小社区中,及更大范围的国家舞台中。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之一正是要通过赋予个人的自治,来强化公民接受这种社会责任。

因此,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主要地并不存在于在社会过程的维修站中,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在那里,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够矫正竞争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将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降格为这样的维修站,认为社会关怀与市场政策之间彼此矛盾,12BetOnline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又被下面的事实所强化:绝大多数被片面地指为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成为要求国家干预的借口――的例子,通常都没有考虑到更为严重的“国家失灵”问题。自由主义的社会维度绝不仅仅意味着进行一些修补,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内在于社会的模型之中,内在于社会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中,它确保了财产权,并通过规则引导竞争有益于公益[6]

自由主义政策首先是通过市场、通过市场导向的政策、通过利用作为经济秩序之组成部分的激励,证明了自己的功效。自由主义政策包含在法律和经济秩序之中,这种法律和经济秩序反映着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和道德关怀。因而,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来说,是不公平的,它忽视了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功效的基本原理。

 

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

 

公民自由是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关注点所在。自由能够限制政府和社会相对于个人的权力。当然,自由也意味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对他的家庭、对社会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自由并不只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的问题,也即最大限度地免于国家的强制和社团的监护,尽管这是一种重要的自由。自由也涉及到“得到什么的自由”(freedom for…)。在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选择的自由,每个公民都有按照自己的偏好,根据自己在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的责任,在考虑到他人的自由、并接受他人的竞争的情况下,安排组织自己生活的自由。

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可选择的对象(alternatives)。要参与公共领域,当然就需要政治上的选项。但是,自由主义所关心的不只是在投票箱前的选择自由及扩展公民投票的范围,也关心组织自己的个人生活时的自由选择。选择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仅限定在其经济性维度中,必须以全面地理解它的价值。

为了保证这种选择的自由,为了提供多样的选项,市场与市场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工具,尽管它经常被人误解。市场经济政策的基础是从根本上保证产权,及在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运行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允许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自由的竞争和自由的合作。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支柱。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存在市场,在那里――在法律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交换自由,而且存在着竞争,它不仅是经济权力的激励,也是其制约性力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要求自由的合作,对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而言,它的重要性经常被人忽略,而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我们也不能低估自由交换的重要性。在市场过程中,作为经济进步的核心问题,需要解决信息问题。集中的计划经济不成功的试验说明了,信息问题只能以分权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分权,通过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竞争性过程――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发现信息的过程[7],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高水平的效率和技术与经济的进步。这些政策带来了惊人的财富增长,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但不仅仅在那里)。令人奇怪的是,进步的幅度经常没有被人注意到,这特别是因为,这种进步的绝大部分成就被休闲时间的延长和工作时间的缩短所掩盖了。最后但并不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财富大大地提到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从更广的意义来讲,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构成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市场的概念被局限于消费品市场,因为市场经济的政策经常被看作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求,因此,这种政策的作用经常遭人误解。这些形成误解的人没有看到下面的事实:像音乐会、戏剧、展览会、演讲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也属于市场交易的范畴,因此,文化对市场的傲慢,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无知,而不是道德优越感。

人们也经常没有看到,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决策也与市场有关。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上的选择都证明,市场对一个人的自主权是多么的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对于在市场中得到信任的自由主义政策抱有偏见。

 

劳动力市场的例子

 

在德国,日益恶化的高失业率证明了,如果不允许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市场被过分地加以管制,会出现什么情况。非自愿性失业(involuntary unempolyment)是一个远远超出了工资和税务问题之外的致命的社会问题,因为它损害了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尊。正是在这里,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变得特别迫切,因为,这种政策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并借此降低失业率。这一切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放松管制,提高灵活性,还有那些已被其他国家证明可行的措施。一种自由主义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加上其它措施,能够保障个人接受市场状况所能供应的工作岗位的权利(如果工作条件艰苦,将可以获得收入补偿)。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社会性的,原因有三:

第一,它能防范工会和经理层在目前国家支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内,以牺牲第三方――也即未就业者和纳税人――利益为代价达成协议

    第二,这一政策将使有些懒人更难逃避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责任而牺牲社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则是,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立法的灵活性如果得到提高,将会对于减少失业发挥决定性作用。从社会的角度看,失业具有负面的副作用,因而,失业绝对地是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最不利于社会的东西,尽管有人声称,相关的劳动和劳动力市场立法是“社会性的”。这一点显然表明,自由主义政策,比起单纯地沿用传统的、部分是保护主义性质的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具有更多社会性。

 

辅助性原则

 

    自由主义政策首先要通过促进和鼓励个人作出自己承担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决策,来保护和促进公民的自由。自由、独立自主和个人承担责任,发展和调整市场中的竞争和自由合作力量,是自由主义有关人的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与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辅助性原则(subidiarity)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经常被人提起,但却很少得到其应有的重视[8]。它是一项根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但有时的时候,连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辅助性原则早在教皇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里就有了严格的定义,并将其称为“至高的社会哲学原则”。用这份通谕的话说,辅助性原则可以表述如下:“不让个人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的事而将其交给社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样,将较小和次一级的机构可以完成的工作,指派给更高一级的大机构去做,也是不正当的,同时也是巨大的灾难,是对正当秩序的的扰乱。”[9]

 

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和真正的社会团结

 

自由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政策,是自由和无人居于支配地位的合作的最重要的保护者。对于个人、对于他的独立自主、及他的生活的组织安排来说,自由市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而且,这一点与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是否具有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无关。历史已经表明,自由市场是民主社会的根基,因为,自由市场对于自由选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秩序是相互依赖的(瓦尔特奥伊根),因而,它们构成了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

自由主义政策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强调以及保护,也对经济保持动态发展、因而也对社会的福利和富裕作出了贡献。一个以自由为基础、具备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秩序,不仅仅有利于人们作出自主的决策。通过它的激励机制,这套秩序还可以鼓励各种生产性力量、并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它也通过私人慈善活动为真正的(不是强迫的)社会团结创造出空间,同时,也能为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共性援助。

 

市场与平等待遇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原则上,市场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因而,也保证了市场中没有歧视。平等对待是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用说,在市场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己)对家人的利他,市场行为也不应该是一个要讲究团结、情谊或搞小集团、小群体、社团或党派(简而言之是裙带资本主义或工联主义)的问题。自由市场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这是各种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价值,而不意味着结果的平等(不同的问题确实将受到不同的待遇)。它们意味着也不能歧视外国人,而且也意味着竞争[10]。这种对于国人、外人的平等对待,这种无所歧视(non-discrimination),往往让市场和市场中的主角们被指责为“对社会冷酷无情”。然而,这种无所歧视是各项社会政策和一个“良好社会”的根本因素。市场明显使利他主义――一种非常珍贵的善行――更加有效率,从而使它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作用(哈耶克)。

 

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社会公正

 

人们常常拿市场的选择与政治选择进行对比,用以说明,市场中的选择是受利己主义引导的,而政治选择则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关怀而作出的。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市场选择通常是要由个人自己来买单的,反之,在政治选择中,个人则可以正当地作出种种安排,使他本人成为受益者。即使公民们投票支持一些有益于他人的社会措施,他至少也希望对于这些项目自己少出钱或干脆不出自己应支付的那一部分。基于很充分的理由,选举常常被比作拍卖(Roland Vaubel),因为它们是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决策当然与此不同,且更具有社会性,而政治选择与市场选择相比更强烈地受利他主义影响的流行看法,其实是大成问题的。由此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各项政策更多地依赖市场制度和市场选择。

在另一个领域中,自由主义政策也同样依赖于市场竞争的过程:即在争论不止的“社会公正”问题上。由于各人利益不同,对于一个分配结果如何才算公正,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因此,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承认“社会公正”这个词有什么意义,他提出,我们应该追求“过程的公正”而不应追求“结果的公正”[11]。根据这一命题,自由主义政策选择――与体育活动中的竞争一样――在法律和经济秩序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之市场的竞争。自由主义政策也致力于改进这些规则,当然,也会致力于矫正由于某些人部分地或完全不能参与这一竞争所导致之结果。

通过提高社会的富足水平,通过限制国家的作用,通过慷慨的财政规则,自由主义希望为私人供应和私人慈善活动及政府向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等等这些活动创造条件。自由主义的政策希望鼓励形成一种私人博爱的精神氛围,在具有更为有利的法律条件的别的国家,已经存在着这样的氛围[12]。有些人之所以仅仅将涉及到个人对集体之要求的那方面视为“社会性的”,是由于他们养成了一种应得权利心态(entitlement mentality),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心态,则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完整的保障。然而,这些好处,由于是系统的,由于是剥削性的,因此,要么是不充分的,要么无钱应付。

 

(因为篇幅原因,文章的后半部分省略,如果想阅读或者下载全文,本文上头有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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