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的学问与探析 —-评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 夏业良 12bet,作为大名鼎鼎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2003年末成为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因为他多年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和对“三农”问题的深入探讨,12bet,被专家和媒体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吴敬琏教授在为他颁奖时称赞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先后有过11年的“工农兵”经历和11年的“农村试验区”调研经历,他长期坚持“用脚做学问”,喜欢“周游列国”,20年来已经在近四十个国家进行过调研和交流,12BetOnline,在国内的奔波足迹更是遍及神州大地,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和第一手数据资料,他不但承担和参与过联合国、欧盟、APEC/PECC等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关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比较研究,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农村建设的探讨和实验。 2002年7月他与同事们创办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2003年7月又应农民要求在河北定州建立了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他自谦地说,这些只不过是继承20世纪先贤思想的“改良主义”实践。 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参与影响决策层的宏观经济分析、战略性思考和讨论,同时担任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总编。 《我们到底要什么》是作者有关国内外经济问题的一本文集,从选入的文章来看,不仅涉及到改革与发展的诸多问题,还涉及到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趋势性问题、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和WTO原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等方面。文章发表的时期大致分布在最近10到16年,有些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发言,也有的是他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课录音,后来经过整理而付诸于文字的,也有一些是实地考察的调查报告。 除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之外,作者还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背景方面进行了一些颇有参照和启迪意义的反思,比如作者在序言中就认为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比较彻底的以“批孔”为文化特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作者提出:“即使排除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从中国的国情制约来说,我们也没有追求美国式现代化的条件。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可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目标”。当然,要证明他自己的这一断言,也是需要时间和证据的。作者还认为,符号的发明权、制度的创制权和体系的控制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霸权。如果说西方在工业化期间只是以传统的手段争夺传统的空间的话,那么,近代新增加的手段则是争夺符号资源,由传统的争夺物化资源转化为争夺控制符号资源。 作者在两个“11年”的生活体验和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值得重视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者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起讨论和争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 应当说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具备很大理论勇气的,由此可见作者的率真和求实精神。作者的研究特色或比较优势是下基层搞社会科学“试验”,尽量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而他认为,搞农村试验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意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试验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当然,这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从最基本的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开始,逐步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关系,才有可能形成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这样不厌其详的工作,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把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 但是作者试图把西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想目标在理论界可能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因为一种基础理论的内核和概念体系或范式能够相对容易地被各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所了解和接受,但其扩展部分和应用部分(尤其是具体政策或对策思路)则完全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制度环境和背景加以调节、变更,增添“本土化”的内容,并不需要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改造或使之“本土化”。 阅读温铁军先生这部著作,12bet可能会使我们经历一次思想和概念的“震荡”(shock),作者的许多感性认识是从大量实践中提取的,包含着深厚的经验和本土化研究基础。希望那些习惯于阅读“学院派”或“书斋式”理论著作的读者,也能从这种新鲜的阅读感觉和观点比较之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夏业良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