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方法论的辨析与争论 夏业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方法论向来就是充满争议的领域，甚至有人说方法论的研究是为那些没有能力进一步探询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人所准备的。但是无论如何，经济学家无法完全回避围绕着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各种富有挑战性的问题。12bet,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来说，如果存在着统一的方法论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然而12BetOnline,对于熟知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学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的幻想，因为经济学方法论从来就不像主流经济学中的通用工具那样容易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由汪丁丁教授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一套5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均衡与理性》、《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学方法论新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和辨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不同观点而争论。这是我国经济学界首次集中引进和翻译的经济学方法论丛书，12bet,作者主要是在英美大学中任教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争论，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文献回顾。 根据伯明翰大学经济思想史高级讲师罗杰尔.拜克豪斯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非常有限。其中讨论古典部分的是由西尼尔（Senior,1836）、穆勒（Mill,1844）、凯尔恩斯（Cairnes,1875）、门格尔（Menger,1833/1963）、老凯恩斯（J.N.Keynes,1891）、罗宾斯（Robbins,1932）、哈奇森（Hatchison,1938）和马克卢普（Machlup,1963）等人给出的。另外一些简略的方法论表述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位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比如萨缪尔森（Samuelson,1963）、库普曼斯（Koopmans,1957），特别是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而这3位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70年代，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但是直到1980年前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才有了较大进展。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又出现了新的一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家，如罗森伯格（Rosenberg,1976）、斯图尔特（Stewart,1979）、克兰特（Klant,1979/1984）、豪斯曼（Hausman,1981）、豪利斯和奈尔（Hollis & Nell,1975）、鲍兰德（Boland，1982）和考德威尔（Caldwell,1982）等人的著作开始出现。 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论证性地界定了1980年前后争论的主题。它首先对科学哲学予以总结，不仅讨论了诸如假说—演绎模型，而且讨论了与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相关的许多最新思想。论题的界定包括趋势规律、假设不相关命题、实证和规范经济学等传统问题，也包括由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提出的关于这一论题如何进行新的争论的问题。 豪斯曼曾列举出1984―1993年出版的50本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论著，而此前的1975―1983年只有19本。显然，1980年代末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980年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主要表现在有关证伪主义的争论（多元论、建构主义、对波普尔传统的评价等）、“复兴实践”（有关经济唯名论的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实践的哲学分析）以及库恩思想和拉卡托斯思想与经济学的关系等。 认真阅读后不难发现这套“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的 5本书不仅内容主题不尽相同，而且各自的侧重点也有较大差异。保罗.魏里希的《均衡与理性》事实上是一本博弈论著作，它对博弈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均衡概念—-策略型均衡（strategic equilibrium）。作者提出了纳什均衡所忽略的问题：人们是否能够理性地放弃得到收益的机会？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米塞斯本人在1960 年为该论文集英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曾说明：这些文章是为全面论述他在《人类的行动：论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所需要的准备性研究。这些文章大多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完成的。他曾开诚布公地说：“在我看来不仅从正面证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命题的逻辑特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批判地评论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少数代表也是绝对必要的”。 米塞斯把自己作为门格尔方法论领域中确定无疑的继承者，12bet是向几乎每个学派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者挑战，而不仅仅是向20世纪30年代呈现出衰败特征的德国历史学派挑战。而当时维也纳已经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本营。对于他的批判目标，他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并且用力不均。比如说他对德国历史学派批判过多，而对逻辑实证主义则过少，更不用说当时正在兴起的存在主义学派了。 劳伦斯.鲍兰德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把侧重点集中在5个方面：即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方法论批判和新古典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方法论的方法、批判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波普尔和经济学的方法论，作者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培养研究生时，经常有人说他们不应当考虑方法论问题，而他们被要求建立模型时又必须是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作者还引用了波普尔的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作者还旗帜鲜明地表示：“就我个人来说，我发现思想争辩比无生气的和令人厌倦的建立模型的工作，要更有意思”。 托马斯.A.鲍伊兰与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合著的《经济学方法论新论：超越经济学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考察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的进展，尤其是那些伴随着实证主义前提的可变换的方法论立场，即已经到来并且被称为“实证主义纪元”的趋势。他们概括了唯名论的情况，展示了它似是而非的本质，并且通过区分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唯名论的方式解决了这一悖论。 通过集中讨论有关海姆普尔（Hempel）对科学解释的恢复、布莱克对科学模型的分析以及奎恩的整体论，作者涉及了超越标准的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式论辩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劳森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于这一科学哲学的富有挑战性的应用，尤其是他对卡尔多的唯实论解读，在该书中得到表述。通过运用麦基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唯实论分析以及他对弗里德曼的批判，作者继续沿着这一唯实论的道路前进。 在该书中，范.弗拉森对于科学唯实论的建构经验主义批判得到概括，并且附以他对科学解释、经验的充分性和因果论及其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隐含意义进行分析的参考论点。通过扩展建构经验主义与科学唯实论之间的争论，从因果关系整体论的视角重构经济学方法论。这一重构集中于对于经济模型的充分描述上，特别是集中在真实的历史时期中可观察到的经济原因的阐释方面。 在该书中，因果关系整体论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重构，通过重新运用弗里德曼和卡尔多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而得到进一步的表达。最后，作者在该书结尾一章中，展示了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如何承担起超越科学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限阈之论辩使命的。 毋须讳言的是，这套方法论译丛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科学哲学知识和经济学理论基础，在理解方面会有不少“12bet拦路虎”，但是只要广泛涉猎相关书籍和工具书，把它当作理论教科书来研读，就有可能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愿有心、有志的读者能够体会到“严肃的阅读是一种经过痛苦而获得再生的经历”的内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通信地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邮编：100871 电话：62755594 电子邮件地址：[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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