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bet,企业家参政：担忧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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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在2004年的公共事务舞台上，企业家与政治的亲密接触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景观。在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私企代表不过50人。五年之后在十届全国人大选出的2900多名代表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逾200名，占代表总数近10％。其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江苏、广东以及湖南省的人大代表团中，民营企业家出身的人大代表都超过10人。全国人大已经对企业家开放。在各级政协中，工商业界别的阵容也正在不断壮大。在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中，12BetOnline,企业家们也许是最活跃的一群。今年年初，义乌市民在当地电视台看到一条这样的广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向群众征询全国人大议案的内容，以便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时提出。
企业家参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议政（递呈提案、在媒体上议论政策和公共事务）、参政（担任人大代表、政协主席、在工商联中担任领导）、做官（直接应招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从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以选举的形式获任主要副职，如担任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除干政与执政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企业家参政”是特指民营企业家参政。因为国营企业家，本来就是政府官员，本来就是代表执政党和政府来参与经济、管理企业，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和要求，为党和政府服务。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都有行政级别，私营企业及其主管没有；对国营企业主管有任职的政治要求（如党团员背景，起码要政审合格），私营企业家则没有类似的任职要求。国营企业主管从来就是党的干部，私营业主不是。如果有人前一天还是某大型国企老总，第二天便是中纪委副主任，请不要感到奇怪，因为都是党的需要。
民营企业家参政并非偶然、突发的事件，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背景。从2002年起，非国有经济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三分之二，而其中由真正私营企业完成的份额占二分之一以上。现在这个比例应该更高。私营企业（家）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就无法在政治上被完全排除在外。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总是最密切的。经济的影响终究要转化为政治影响，经济责任终究要转化为政治责任，经济诉求终究要转化为政治诉求。企业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地位是一个社会自由与繁荣程度的晴雨表。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与中国漫长的抑商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从不发达到发达国家的历史，通常就是工商人士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史。排斥企业家和自由企业制度，人民不能自由，国家不能富强。
企业家参政，动机何在？
对企业家参政的议论热点之一，就是他们的参政动机。这些人企业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参政？有人说，企业家参政，少则为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多则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从中获取利益，总之是通过占据公共职位后，减少交易费用，利用公共资源以获取更大回报。也有人说，企业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当然希望取得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可以光宗耀祖。还有人承认，企业家参政的确是受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希望以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发言权进一步回报社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表达主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有人注意到更深层更宏观层面的意涵：私营企业家参政预示着中产阶层兴起，孕育了对实现民主宪政、利益重新分配、意识形态重新定位的要求在社会中的稳步积累。
很多人都认为，关注企业家参政，必须关注企业家参政的动机，尤其是关注其中的不良动机。但是，我认为，追究动机不是讨论企业家参政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动机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越是隐秘的动机越是不会说出来，更是无法打消，除非当事人自愿放弃。追究动机，势必要作诛心之论。而且，如果参政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那么不论参政者的动机是什么，国家都不能以基于揣测出来的不良动机为名剥夺其参政的权利。其实，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揣测出参政的不良动机，但不能却因此就剥夺每个人的参政权。参政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正是因为这种权利承认每个人通过参政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正当性。所能做的不是去揣测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每个人的参政动机，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让不良动机在参政中无法实现。如果某个企业家在参政过程中过于专注于自身的利益，甚至牟取不当的利益，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只要有公平、自由充分的竞争，有舆论的监督，对分权和制约措施，这样的企业家是难以持续从政的。
参政权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随着企业家参政越来越普遍，对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追问也越来越多。通常，判断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有两个参照：一个依据是一般性的普世原理，另一个是现行宪法法律中的具体规定。有人说，企业家参政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参政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正当权利，每个公民，不论其具体的身份是什么都有资格参与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根据现行宪法，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政权中根本不应该有企业家的一席地位，不把他们当作消灭的对象，已经是很客气了。以上两种观点是分别基于普世原理和具体法律，而相互对立。还有人从具体的程序方面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企业家参政的合法性在哪里？他们的政治职位是通过公平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得来的吗？显然不是，他们的参政机会是有关部门专门派发的。他们参政走的是“权力通道”，不是“制度通道”。这种政治上的差别待遇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这样的批评，参政的企业家是不能无视的。
应该承认，对企业家参政之正当性的上述三种看法，12bet在各自的具体脉络中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合在一起则相互冲突。而且，由于普世原理与具体现实的复杂缠裹，还难以对企业家参政的正当性作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不过，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就前两个看法而言，关键是看信奉什么！
在理论层面，根据古典的“没有代表不纳税”宪政原理，谁纳的税多，意味着他们被政府花掉的钱就多，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问责权就越大。企业家就是一群纳税数额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群人。他们的钱被政府花掉了，他们当然有理由知道他们交出去的税钱是怎样花掉的。在现代宪政民主中，不论大家纳税多少，参政权都是一样多。即使不让那些纳税多的人享受更大的参政权，至少也应该享受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参政权吧？不仅纳税多的企业家应该参政，任何纳税者都有权利通过参政来知道税金的下落。没有纳税的公民也有义务帮助纳税公民（如企业家）追问税金的下落。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是基于同一个预设：没有人有义务吧自己的钱财拿出来无偿地让别人花，哪怕是国家。
在现实层面，企业家参政的权利只得到了有限的承认，甚至是限制多于承认。但是，即使是受到限制的承认，对参政的企业家来说也是一种特权，因此有不正当之嫌。其后果之一是，权力与财富的非正常结合。于是，出现了一下的抉择：是先建设制度，还是先让企业家参政？有人提出，为了确保企业家参政的充分正当性，在修改国体完善参政制度之前，先不让企业家参政。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好但是却是误导性的建议。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不能以制度未建设好为理由，不让企业家参政。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人人都有权参与制度建设，发表意见，表达看法。如果穷人因为穷而无力参政，企业家因为富而不能参政，那么谁能参政呢？又由谁来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呢？没有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企业家这样的重要参与者，好的制度怎么会自动出现？
企业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吗？
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成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政治家是职业的政治家，因为现实社会中需要政治家以政治为职业。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人数太多，职业政治家太少；报告太长，议政时间太短。用流行的话说，这样的政治不职业。职业的政治需要有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去专门发现、整合、表达和运作特定社会公众利益，制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议事日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触及政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希望成为职业政治家，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企业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码？中欧管理学院院长在接受采访中曾这样追问企业家：你企业家固然了解企业，但不是政治家，未必了解政治。政治也是一门高深的科学，而同时又是一门及其复杂的艺术。其中“科学”的知识你可以学到，而更重要的“艺术”是一种天赋，是政治家素质决定的，你具不具备这个素质？”这个问题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不是真实问题。企业家固然不是政治家，可是除了政治家外，每个人都不是政治家。难道只有政治家才能做政治家吗？可是政治家也不是天生的，他必定来自某个行当，至少是学生出身。企业家是否具备做政治家的素质，我们只能拿来自其他职业的人士如文人、科学家、军人、工人、农民等相比。
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企业家与政治家有最多的相同之处。从发达国家来看，企业家是政治家的最强大、最有实力的预备队。企业家来做政治家，优于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的职业政治家。企业家的务实、对社会现实的感悟、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都是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难望其项背的。这些素质正是一个现代的职业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现实需要职业政治家，尤其需要来自企业家阶层的职业政治家。
担心什么？期待什么？
企业家参政究竟会带来什么？他们寄生于旧体制，还是致力于改造旧体制？对此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参政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反而把自己融入了当今的政治制度。这样的判断当然是有不少事实依据的。在中国，国家仍然在扮演经济的主角，权力的力量大于任何商业的力量。国家仍然牢牢地紧握着重大的经济资源和商业机会，商业和政治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因为整个政府的权力对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靠权力发财的制度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商业机会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权力中蕴涵的商机是企业家不惜融入旧体制的一个重要诱因。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是为权力与财富结合的专门打开的绿灯。我理解，官商结合首先是政府和制度的问题，其次，才是企业家自身的品行问题。而且即使在没有企业家参政的年代，就有了官商勾结和靠权致富。就像对付腐败问题，呼吁企业家自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的。
衡量企业家参政的最终尺度，是他们通向职业政治家的渠道是否完全打开。在中国，尽管企业家已经开始批量参政，但是离企业家成为职业政治家而不仅仅是做官（如担任处长、局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制度障碍。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对《�t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以后，曾提出变卖所有家产，专职从政。”但是，他的参政机会是通过派发得来的，派发者不同意他做职业政治家。所以，企业家要成为职业政治家，关键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资本是自私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所注意的。另一方面，资本也是普世的。普遍人权正是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为整个人类争取来的，并写入了欧美国家的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企业家对宪政与法治的需求有着格外强烈的理由，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受到专横的权力的侵害，为发展企业他们希望政府的行为理性而且可以预期。从历史上来看，正是那些不彻底的、富有妥协精神的、以新兴企业家、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诉求和参政行为带来了最“光荣的革命”和宪政。在中国，现在判断企业家参政最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还为时过早。权钱结合，融入旧体制，是社会对企业家参政的担忧；改造旧体制，推动宪政民主，是社会对企业家参政的期待。
（中国经营报 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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