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２日 北京作为我国首府，成为全世界萨斯（SARS）肆虐的重灾区。萨斯事件给予我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教训之沉重，难以言表；给予我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反思之繁多，无法道尽。笔者在本文愿意就政府信息透明度（即政务公开）之要义略表菲薄之体会，12bet以求政府与国人一方面从学习过程中提高对信息透明度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提高信息透明度本身。 １. 信息透明度与SARS患病概率之关系 可以用图一来表示信息透明度和萨斯患病概率的关系。萨斯患病概率在０（０％）和１（即１００％）之间。信息透明度在０（０％）和１００％之间。从我国萨斯肆虐进展情况看，12BetOnline,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可以看到信息透明度和萨斯患病概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透明度越高，患病概率越低；透明度越低，患病概率越高。透明度不可能为零，因为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全局性信息(global knowledge)，但是另外存在许多局部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比如有人顺便告知有关哪个医院死了多少人的信息（却不论其真伪）就属于局部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即所谓小道消息。此外，只要存在萨斯病人，患病概率也不可能为零。 ![]()
图１ 信息透明度和SARS患病概率的关系 2. 真实信息、小道消息与个人效用 个人的效用是指个人在消费中的满足程度。真实消息的供给和小道消息的供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真实信息供给量越大，小道消息供给量越小，见图4。真实信息供给量与个人效用满足度呈正相关关系，小道消息供给量与个人效用满足度呈负相关关系（12bet虽则在传递小道消息时个人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更多的是失落）。 ![]()
图2 真实消息、小道消息和个人效用 在我国政府没有正式公布北京疫情之前，北京的小道消息很多。由于个人证实此类信息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却具巨大的外部性，每一个人愿意搭便车，不愿意花费成本去证实。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先生公布北京疫情后，外地公民和部分北京人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说法信以为真，理解为真实信息，一些知情者和怀疑者则表示怀疑。结果仍然是小道消息满天飞。这些知情者和怀疑者对当时的政府服务是不满意的，这意味着效用损失。少数小道消息传播者被受审，而在记者招待会上于国人和世人之前堂而皇之公布不实信息者，只是被去职。随着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公众在恐慌的同时，对政府的补救措施日感满意，表明个人效用满足度增大。 3. 萨斯信息的供求关系：传统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求解法 我们现在从传统的公共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论角度推导信息的供求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些假定，对问题做些简化处理。尽管信息内容是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为简化起见，暂且假定它们都是同质信息，从这一角度设定信息量Q是可加总的。 一个人愿意交纳税金（暂且假定为受益税，属于受益者付税，税与受益直接对应）花费成本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是为了获得边际收益（即每增加一个单位信息消费的额外收益），或个人的边际效用（即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的额外效用）。这些边际收益属于需求方所愿意支付、有能力支付的边际信息量(即新增一个单位的信息量)价格。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得到每一个人的需求函数。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根据公共经济学，由于萨斯信息属于公共产品，其特征是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排除其他人的消费）和非竞争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减少他人的消费），总需求曲线是社会中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加总，见图3。 ![]()
图3: 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萨斯信息供求关系 我们把生产和供给萨斯疫情信息的边际成本（每增加一个单位信息供给的成本）看作为供给价格。信息供给量越大，边际成本越高。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全社会的萨斯信息供给曲线。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a所决定的信息供给量Q*等于信息需求量，属于最优供给量。 ![]()
图4: 考虑了个人权利后的萨斯信息供求曲线 但是在萨斯案例中，传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庸俗的，功利主义的。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矫正和补充。知情权属于一种基本权利。政府作为代理人有义务向作为委托人的公民提供充分的萨斯信息。即要求政府在一定技术条件，提供100%的萨斯信息。政治经济学中考虑了个人权利的萨斯信息供求曲线如图4表示。 图4独立于图3，政治经济学考虑不同于纯粹的传统经济学考虑。这里S*是规范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意谓政府应该达致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可实现的全部信息供给量Q*。S是在利用了一切技术条件后一个责任政府实现的供给曲线，也是一条垂直线。S*和S重合。这意味着实际供给量Q等于规范供给量Q*，也等于该责任政府的实际信息拥有量。D是考虑了个人权利后的总需求曲线，这一总需求曲线反映了在不同“价格”下全体公民愿意支付、也能够支付的信息量。由于这一需求曲线还反映了公民坚定地要求获得信息的意志，需求弹性（等于单位数量变动率与单位价格变动率）较小。也就是说，公民的意志是坚定要求获得充分的可得信息。毕竟萨斯疫情很可能关系到个人的身家性命。 4. 萨斯信息的广义供给成本和收益 萨斯信息供给成本和收益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萨斯案例中，信息的供给存在多种成本，成本可以归类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比如收集、生产信息这种直接成本，因公布此类信息导致损害国家形象或“丢面子”之类的间接成本。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或者特定的人，还有其他直接或间接成本。比如有些官员隐瞒信息可能是出于怕丢官，这也是一种成本。一些成本的付出可以获得收益回报。比如，如果早一些告知国人和世人北京萨斯疫情紧急，那么国人和世人可以尽早作出一些防范，那么可以少失去一些无辜者的生命，一些官员也不至于丢官，国人的面子反而丢不了多少。有些收益可能造成更大的成本。比如最初不报真实疫情，只是“短期收益”，但这导致了更大的疫情，即更大的成本。 5. 一致同意的悖论：信息控制与信息开放的逻辑意蕴 完全的信息控制和信息开放的社会系统均可能接近“一致同意(consent)”。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致同意的悖论(consent paradox)”。但是两种体制下，一致同意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属于强制的“一致同意”，后者属于自愿的“一致同意”。 ![image5.jpg (13230 bytes)]()
图5 信息控制、信息开放和同意的关系：一种假说 这里笔者提出一种有待利用经验数据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的假说： – 有意实行信息控制的社会系统，当信息控制十分低的时候，社会的同意(consent)程度低；随着信息控制程度增高，同意程度也增高。但只有当信息控制接近100%时，才能快速接近“一致同意”。见图5之信息控制曲线。其背后则意味着付出大量的成本和严重的效用损失。信息本来是一种权利和资源，个人失去了信息，就失去了权利和自由，也失去了资源。信息作为资源，其有效利用是绩效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绩效社会需要绩效竞争，绩效竞争既需要利用信息，而且还可以发现和创造信息。而信息的垄断杜绝了潜在绩效竞争（包括制度竞争）的好处。 – 有意实行信息开放的社会系统，当信息开放尚低的时候，社会的同意程度也低。但是当信息开放度日见提升时，社会的同意程度会快速上升，其速度快于信息控制条件下随着控制程度增加而增加的同意程度。见图5。这是因为，当公民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正在稳步走向信息开放的时候，公民的效用满足程度会大大上升，对政府政策的满意程度会大幅提高，对其同意程度也会大大提高。这样的社会系统尊重个人关于获得知情权的权利要求，促进利用信息资源，属于一种绩效社会，允许绩效竞争（包括制度竞争）。 强制的“同意”是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而自愿的“同意”是一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合法性”。从我国20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来看，我国正在走向信息开放时代，即走向一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自愿的“同意”。但是，实践证明，道路是曲折的，但从总体走势看，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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