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更是一个实证性问题。理论家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和探讨他们之间的正当关系，12bet,实践者从实际出发探索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20年前企业和企业家呼吁“放权”，现在企业和企业家重新呼吁“维权”，这表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12bet,探讨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良好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放权”还是“维权”的基本逻辑 据《海峡都市报》3月24号报道，“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于当日开幕，本年度的主题是“维权、自律、创新、创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据悉，今年的活动日恰好是５５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２０周年。 1984年，12BetOnline,以翁亨进为首的福建５５名厂长经理发出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呐喊”，为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号角。20年过去了，以翁亨进为首的企业家现在重新呼吁维护企业家的权益，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今年的活动主题看出维权的重要性。 20年前企业家呼吁“松绑放松”，试图把政府请出去；20年后企业家呼吁“维护”，试图把政府请进来。这给人的印象是“放权”和“维权”之间存在着矛盾，今天的“维权”呼吁似乎否定了20年前的“放权”呼吁，从终点回到了起点，20年来只是原地踏步，根本没有什么进步。 事实上，2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与对企业的“放权”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放权”带来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市场的繁荣，没有企业的创新，很难有中国改革改革的成果。可以说，企业的每一次“放权”都带来了新的创新，新的发展。同样，现在企业家呼吁“维权”也将为中国后二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没有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维权，也就没有创新和繁荣的环境。这些表明“放权”和“维权”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说明，我们需要以新的思维理解“放权”和“维权”之间的关系，探讨它们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放权”也好，还是“维权”也好，背后的基本逻辑都是一样的，这种基本逻辑表现在两个层面。 从现实层面看，无论是“放权”，还是“维权”都是为了激励企业和企业家，都是为了给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一书指出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是与其背后的驱动力分开的，他认为增长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结合：即企业内部系统化的创新活动；一个创新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在生产新产品和创建新工艺的过程中都争先恐后地竞争；以及企业之间在创造和运用创新上的协作。其实企业家呼吁“放权”，“上市”，“企业家关键是把企业做好”，以及现在的“维权”都是为了激活这三种推动力，为这三种推动力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价值层面看，无论是“放权”，还是“维权”都是为了扩大经济自由。著名经济学家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指出了经济自由和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而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哪里有经济自由，哪里的企业和企业家拥有经营自主权，哪里的经济将会取得较大发展；相反，哪里限制经济自由，哪里的企业和企业家缺乏经营自主权，哪里的经济将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放权”是从反面给予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经济自由，即使企业和企业家免于“政府干预”和限制的自由；而“维权”是从正面给予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经济自由，即使企业和企业家的私人财产权得到良好的保护。 二．从“放权”、“维权”看政府角色调整 从企业的角度看，无论“放权”还是“维权”都是为了给予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创新环境，给予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经济自由，事实上，20年的快速发展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分不开。 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无论“放权”还是“维权”都是政府角色重新调整的过程，都是政府寻找正确角色定位的过程。 现代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与人类发展关系密切，12bet对于一个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为了促使政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避免政府破坏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充当正当的角色。 如果说，20年前企业和企业家呼吁“松绑放权”，这事实上表明政府干预了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政府职能的越位。而“放权”的过程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是政府还权于企业的过程，也是企业重新获得自主权的过程。正是因为政府角色的这一调整，促使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用这一变迁的见证者翁亨进的话来说，“松绑5年，连续五位数增长”，这充分显示了政府角色调整的巨大经济效益。 事实上，随后的企业上市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以及“企业家的关键是把企业做好的”评价机制改革，即党的十五大指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2BetOnline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这些改革都是与政府调整其职能分不开的，没有政府的正确定位，经济的发展很难持续。 而20年后企业和企业家重新呼吁“维权”，这事实上表明了政府没有履行其正当的职责，是政府职能的缺位。例如《海峡都市报》3月24号报道，企业最关心的八大问题是：企业家的整体形象；成功的最主要因素；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协调政府部门关系；过重失误和用人不当；心情不好；遭受人身威胁；企业家酬劳不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企业家自身的自律和修养，更为重要的一方面需要政府重新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条件，创造环境，需要政府履行其正当角色，从政府职能的缺位到政府职能的补位。 事实上，政府能否在“维权”方面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心理保障、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能否真正地实现政府角色的重新调整，直接关系到能否激励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由此可见，企业呼吁“放权”和“维权”，其实就是对政府角色定位的重新要求，要求政府的角色从发展经济，参与经营，转变到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2年《建立市场体制》所言，政府需要补充现有的制度；根据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把现有的制度连结起来；促进制度创新。 具体而言，政府需要扩大经济自由，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条件；政府需要保护私人产权，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激励；政府需要提供和平的政治环境，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可能；政府需要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保障。 三．服务型政府：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模式选择 事实上，“放权”和“分权”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不仅政治家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存在争论，而且理论家之间也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存在争论。对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人们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发表了两种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一种是计划型模式，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与企业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关系，即政府通过对企业进行分配进行管理，如供应人、才、物等；一种是市场型模式，企业是政府的委托人，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即政府通过与企业之间交易实现管理，如企业纳税，政府提供服务。 当然，现实世界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分配关系和绝对的交易关系。市场型模式中也存在政府对企业进行管制，也存在国有企业；计划型模式中也存在政府对企业的放松，也存在竞争。 而中国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调整的过程，就是从政府与企业的一体化向政府与企业之间适度分开的转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实行分权化改革，即给予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自主权，企业和企业家呼吁的“松绑放权”运动就是典型代表；如实行股份制改造，即政府和企业之间产权重新调整。 虽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只是一种措施，并非一种制度选择。因此经常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现在企业和企业家重新呼吁“维权”运动，这表明我们仍然需要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进行重新调整。 在笔者看来，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就是需要重新划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职权范围，而建立服务型政府是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目标选择。 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逐渐从不平等转向平等，逐渐从家长制转向代议制。这就是说以后政府与企业之间将是平等的对话、沟通和交流关系，而不是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是迈出服务型政府的第一步，否则不可能真正提供服务。我们很难想象主人会为仆人提供服务，也很难想象权势阶级为非权势阶级提供服务，即使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也是短暂的，虚伪的，有目的的。而只有政府与企业之间成为平等主体，甚至政府成为企业的代理人，政府才能够真正地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也才会有权利、有能力和有动力促使政府为其提供服务。 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逐渐从以政府为主体转向以企业为主体。这就是说以后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要从考虑政府需求出发到考虑企业需求出发转变。政府需要通过与企业对话，从而了解企业的真正需求，针对企业的需求提供服务，及时根据企业的反馈调整服务内容。与此同时，对于重大意见和政策需要征求企业的意见。这表明政府从以自身为主体提供服务转向以企业为主体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以前政府提供服务时只是考虑自身的便利，根本不考虑企业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企业获得服务是否便利，而现在通过沟通制度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调整服务内容，提供企业真正需要的服务。这种服务内容的转变是实施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关键，只有提供企业所需要的服务，只有以企业为基础设计公共服务，处理公共问题，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从非正式，随意性和非程序性向正规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转变。这就是说政府与企业之间需要建立正式的沟通制度，反馈制度和监督制度。通过正式的沟通制度，使政府能够真正地了解企业的需求，使企业能够反映自身的需求。这些制度性规定必然会使服务型政府得以落实，而不会出现徒有外面，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此同时，沟通制度的确立也为企业和民众监督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制度平台，通过监督制度，使政府能够真正地为企业服务，使企业有动力迫使政府为其提供服务。政府不仅要为企业和民众提供服务，而且还需要接受企业和民众的监督，这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从政府单独治理向政府与企业共同合作治理转变。一方面政府有义务向企业提供国家和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实施计划，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协调企业解决重大问题。这两方面表明企业和民众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以前单独治理的基本理念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强调政府与企业、民众的合作治理。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信息公开使企业和民众拥有知情权，而通过企业和民众的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形成共同治理的治理模式。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变化迅速性和需求多样性都需要共同治理，这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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